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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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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阿莱夫】是一篇伟大故事的标题,于是任何事物都可能是阿莱夫。也叫贾行家。对转载没有态度,各自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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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生笔记 31  

2008-11-10 15:27:18|  分类: 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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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战争文艺

在《致胡萨克的信》里,哈维尔形容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文化是:“一部作品事实上失去了真实的世界。这种表面性的东西所采取的形式,由于其被证实无害,得到当权者最热烈的赞同,这样一种美学——平庸的,对于琐屑无聊的东西感伤的哲学,乡巴佬的粗陋,建立在普遍的善的信仰之上的对于世界的偏狭概念。其关键是对于平庸的正确思想的崇拜,根植于久远的民族的自我满足,并且受这种原则的指导——每一件事情必须平滑,平凡,简化,乃至达到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它建立在这种格言最低级的转述上:真理将要流行。

至于被要求用来文学地反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在今天,——如您所看到的,存在着一种极度的萧条,只有很少的一些,用专业的水平来看,显然非常糟。这不仅因为没有人去写它们,我相信也是因为商品社会的观点来看,它们过多地转移了外在的注意力,唤起太多的普遍的和激进的政治反感。”

我不恰当地想到了前一阵又莫名其妙开始流行的战争文学,比如一些摹写将星的文学和电视剧,比如一些暴力手淫的铁血文学,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些文学或者影视,从两个方面符合上面的描述:它们大多是粗陋的——即使在技术上比较精细——思想苍白平庸,充满了媚态;同时,它们似乎是为了反映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表面上的悖论不足为奇,因为那些文学艺术(姑且称之)善于用一点儿小小的淘气和撒娇来体现自己的活泼并且邀宠。

另一种可能是,作者和导演真的相信自己所展示的那种审美和观念,我估计这种概率是很低的,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油滑和魏巍那种既得利益和忠诚倔强相得益彰有所不同。即便如此,我也要问问:我们做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应该如何看待几十年前的战争。对于战争,需要还原的是真相:目的、过程、结果和影响,细节,具体到数字,真相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儿奢侈,但是有助于清醒。战争文学的初衷好比鸦片和烧酒,希望被洗脑者忘却血腥和恐怖,因此故意创造了一种俯拍的视角,在观众看来只是朵朵壮观的蘑菇云、片片绚丽的火海,前一个镜头是誓师,后一个镜头是庆功,而几个惨烈的特写又总伴着雄壮的麻药,这种战争滥调和平年间好莱坞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我原本喜欢一个叫布鲁斯威利斯的演员,自打他演了部叫《太阳泪》的片子就喜欢不起来了,我总误会他是王成、是张嘎。真正的战争对于个人是在显微镜里的,而用显微镜拍摄残酷则一直没有流行起来,因为它确实让很多习惯安逸的人感到不适。

始自梦乡,终于丑闻

90年代初,我们这座北方城市很少有关于摇滚乐的信息,媒体大多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据说其时某位文化权威的指导意见是:“讲旋律的轻金属可以发展,讲、那个那个的重金属不要发展”,这位权威八成是在冶金学院搞的摇滚乐调研,我至今不知道什么是“轻金属”。那年月GRUNGE和“非主流”(跟现在的鸡窝头小孩儿不是一个意思)大行其道,和穿着皮夹克的重金属完全反动,“那个那个”不用打倒,早就自行没落了。现在我们的权威对摇滚乐的印象还是这么天真烂漫,一位著名音乐家在通俗歌手大奖赛上讲解音乐知识:“邦?乔唯乐队和那个那个枪炮玫瑰、金属、涅槃,并称为美国四大乐队。”这位权威的调研又可能是在南天门搞的,不知道美国音乐人不好拿自己当丸子。到现在谁一提摇滚乐,嘴里带上“那个那个”,我就觉得事情要坏。

     因为信息的闭塞,北京乐手在那个年代是我们的英雄和精神支柱,当经过了蜜月期发现他们听上去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会解释这是因为在录音棚里技术受限制。后来,中间有几个人变卖了家产去北京“迷笛”进修、去程门立雪,回来摇摇头说原来不过如此,开始大讲英雄的坏话和谣言,“不过是些痞子么、不过是些文盲么”,黄金时代成了青铜时代,心里疼着花出去的冤钱。那个年月的记忆,除了对崔健、窦唯和张楚等几位,已经无所谓偏爱了。

在臧天朔还是“英雄群体”中的一员的时候,我对他兴趣不大的原因是他是个弹键盘的,另外他的那种爵士乐太小众,没人玩儿,“嘛呀,没火苗子”。现在回忆(也许是记忆的美化):他是个好流行音乐人的料,是当年少有的懂得配器和编曲的人,在旋律方面有才能,给几部电影的配乐确实感人,他的早期团队也是讲究乃至炫耀技术的一伙人。只是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完整音乐创作究竟算不算“摇滚乐”,在央视上翻来覆去唱的肯定不是,央视是喜欢找一些摇滚乐人来演出非摇滚乐或者非摇滚乐人唱天知道的什么东西以示开明的。臧天朔当年也有一首对时事观点很烂漫的歌,好像有这么句词儿:“(摇滚乐)怎么就不能往电视里放一放,到底好坏让老百姓去讲。”他八成是不知道或者装着不懂有关权威的“那个那个”。

娱乐和体育是相对开放的媒体新闻领域,今天,摇滚乐人仍然没有以一种体面的形式引起媒体关注,原因只能说是受众不关心。这个结果应该让摇滚从业人员服气了,不仅仅因为群众不理解,也因为当年的“英雄们”实在十好几年也没拿出什么可供群众理解的东西,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打发时间。而崛起的新锐们,只能以“叫你学好不学好”自嘲了,“花儿”那一套也不是人人都好意思来得了的。

几年前,听说臧天朔“发了”,我觉得人家发财是活该,这年月那么多不会弹琴都发了,何况他还那么胖。

美国音乐圈不说,本来就有一种黑帮说唱,伟大电影《教父》也是黑手党的监督出品,香港的娱乐圈不是也从来脱不开“社团”干系么,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这不是娱乐业从业人员素质低,而是娱乐业是个赚钱的买卖,那些势力选择插手行业的标准是赚钱与否而不是从业人员素质高低,能抓耗子的最后难免不变黑猫。臧天朔通过知名度获得的利益,自然也会给他带来额外的代价。中国观众向来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摩娱乐行业,在案件结束前,我不打算相信任何一种传言版本。据我所知,连娱乐媒体都敢报道的黑社会,肯定不是什么成气候的黑社会。

下午五点的北京

    我对北京的坏印象来自于城市规划:打开地图,感觉城市规划师是一只喝醉了的蜘蛛,一圈套一圈,密密麻麻,完全没有一种逻辑上的美感(尽管我是逻辑混乱的人),好像是恶搞《无极》里那个首都。当年梁思成的计划是保留旧城,把新首都的行政区放在城外,好像是如今五棵松一带吧,但是我们崇拜苏联专家不信任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专家,尤其,梁思成没准儿是偷拿美元的,尤其尤其,他的老婆又那么漂亮,妈的怎么可以听他的。苏联专家和我们分享了莫斯科的先进经验:一圈一圈的建设,一环满了盖二环,二环满了盖三环,不糟蹋东西。现在北京变得不可收拾,堵车堵得能饿死人,城市规划者找到如今的莫斯科专家问你们怎么解决你们的问题的,莫斯科专家把手一摊:我们只好把行政和商业功能搬出市中心。这个故事就像喂驴吃奎宁吃死了去找那个出主意的兽医,他两手一摊:我的驴也死了。

伟大领袖当初对北京的规划是:站在天安门,放眼望去全部是烟筒。那个有个漂亮老婆可能偷拿美元的坏分子说:那岂不是太可怕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放眼望去全是高楼和比高速还宽的马路的城市比领袖的规划强点儿不多。话说回来,西施落到原始非洲,也只能当包子馅儿。

学术不斗势力

     张茵老师当年反对《劳动法》,理由是养懒人,我骂了好几天她的妈;张五常老师也反对《劳动法》,理由是(我只记得大概)经济史上,类似的法律从来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而是相反,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收窄利益分配差距,人为的调整不是科学办法,我就不敢骂了。因为张五常老师讲的是学术,是我不懂的学术,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不像张茵老师不讲的是良心。也有一种专家专门打着学术的牌子糊弄我,我希望张五常老师不是,尽管他自辩的理由很可笑,他说我怎么会反对穷人获得利益,我有那么多穷人朋友,一个经济学家假如说违心话,屁股坐在某一边儿,就不是因为那边儿朋友多而是报酬多。我倾向于相信他的原因是他的理论我虽然不懂,但是我觉得他的脑子很牛逼,不像一些国产经济学家一看就比我聪明不了多少。经济学并不是指导社会的唯一显学,外人不懂经济学,经济家也不都懂政治学和社会学,各说各话可以,观点相反也可以,只是不能妄自尊大。另外,人类活在世上,科学之外有公正,公正之上有良心,所以见了张茵那种人,我还是想骂她妈。

我听好多地方领导说过,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最好是可以抵押,用于融资。陈锡文老师最近的表态是不可以,因为那是农民最后的保障,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如果这东西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押,如果不是我的,还讨论个屁?“最后的保障”一说奥妙无穷,再失去就只有枷锁了。不说了。

前几期《南周》说了地震预测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晾一晾是个聪明做法,地震之初人们的观点是认为地震局里有坏人,学术海瑞早就预测出来了他们却不报。现在地震局出来喊冤:我们确实预测不出来,那帮自称预测出来的野鸡科学家,一年预测十二回地震,天天在我们收发室蹭电话打长途,我们不能回回都报是吧?

光棍不斗势力,科学家斗不过光棍,简单言之,学术不斗势力。

意淫段子

我没想到这段字儿这么好找,看来是曾经原封不动地被很多时尚旅游杂志转载:数年前,即将踏入礼堂的日本女孩为了享受“婚前最后的浪漫”,来到巴厘岛。她们发现这里的男孩温柔多情,又不像日本男性的粗鲁霸气,索性“租用”了巴厘男孩来全程伴游,一段露水姻缘也就这么产生了。说到巴厘岛,要小心那些苦苦纠缠你为他们“带信回日本”的痴情男子,因为他们日夜牵挂的,是那些日本女孩灿烂的笑容与浪漫的誓言。

我总觉得,那些痴心男人念念不忘的未必真是那些不可捉摸的短腿女子,更多的是那个发达得不像话的国度。民风再淳朴,几个心碎的男人彼此一印证,也应该明白是被人当药引子用了,绝不该低估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智慧。我在传播这个段子的时候,听者无不跃跃欲试,忙不迭地打听印尼语言好不好学,拼命想办法把自己晒得黑一点儿,现在发达国家的娘们儿再去就得甄别一下,不一定谁着了谁的道。在“文明人”眼中,淳朴蛮荒之地的用处大多是胡搞、打猎,或者玩味心灵空虚。反对藏地通火车的人里,有一些是都市的白皙文艺青年,他们担忧那里的文化被破坏、淳朴的藏民会变得奸诈——我恶意地揣摩,这种担心未免是一种自私,他们怕是但愿那里永远都落后下去,等待自己在现代化都市里呆腻歪了好去带着优越感去“体验”一下下,这种心态和娶了小老婆又希望伊守节差不多。我见过几位,回来叹息着说“真想留在那个人间天堂”,假如让他去支教一年,他要是乐意我是孙子。我要是藏民我就觉得凭什么啊?你们自己发展的时候把文化丢得差不多了、人也狡诈得差不多了,凭什么要我当标本给你看着玩儿呢?你知道这里穷成什么样子了么?只有当事人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道路。

照我看,我们自己丢掉了文化和传说中的“民族美德”(其实我不知道是否真有此物,姑枉言之)并不是因为发展而是因为落后,比如古董被砸碎、古建筑被拆毁,不都是因为愚昧无知和政治残暴么,惟利是图的短视不也是一种愚蠢么?相反的,真正发达的现代文明,是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我们文化的沦丧,不是经济过度发展,而是发展的不够和畸形。对于淳朴蛮荒之地来说,首先要肯定的是当代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基本经验,然后寻找保存文化血脉的可行性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家和陈冠希一样,“不是好榜样”。

(11日编辑一下)

推荐一篇文章,《别让牛根生猥亵你的孩子》作者:连岳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205309.aspx

我们选择接受哪家企业的侵害?是打着“民族品牌”来给我们下毒的企业还是“通过市场运作来掠夺”我们的国家大鳄;我们愿意葬身于谁之口?是冷酷的狼还是爱摇着爱国尾巴的疯狗;我们应该原谅谁?是不爱我们的族人还是不在意我们存在的世界。我们又凭什么不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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