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在中华相声网。根据LILA先生整理稿，个别调整。）

 贾行家（阿莱夫）：

我打算说一些不厚道的话。

生物学家做过这么个实验，把几只猩猩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子上方悬挂一串香蕉，如果有哪知猩猩用手去摘，就用水枪袭击其全体，终于使谁都不敢去尝试禁果了。之后，换一只新的猩猩进来，这只猩猩见香蕉要摘，不用外面的人动武，另外几只猩猩就开始修理这只新猩猩。依此类推，直到所有的猩猩都没挨过水枪的惩罚，都不敢碰香蕉，都特别情绪高涨地参与殴打新来的敢摘香蕉的猩猩。终于在猩猩群里出了一个怪现象或者新规则：不知道为什么，谁都不许去碰那串香蕉。

多亏了那些璨若群星的残暴者，才成全了那些富于血性拒不屈从的好汉。最凄惨如方孝孺者，能目睹十族被夷而“死纲死口”，前提是要有个生猛的燕王来凑趣。文人名人尚且落得如此，对普通人来讲，拿自戕和全家老少的性命对赌当权者的暴戾极限，更是不智。后来，毛主席说过，这些犟种先不要杀，杀了也并不有利于消除麻雀等四害，于是留在人民群众中间接受劳动改造，充当反面教员，偶尔揪出来凌辱一番，之后“改造好了”放你出来，温存一番，然后再打倒，再平反、再打倒，几个回合下来，英雄莫敌，非死即疯。

一本疯狂的法国小说里讲：有一个人，大概是看多了《本草纲目》，专门爱用河狸阳具来配制媒药。很多河狸发现此人只劫色，于是聪明的放弃了抵抗，老老实实坐以待阉，因为尚且可以苟全性命。时间长了，被阉过的河狸见了他就有了一种纳税人的坦然和亲切，不甚躲避，但是人上去又是一火铳，之后才发现是个误会，遂平反。于是被阉过的河狸们又增长了智慧，远远望见人过来，早早平躺在地上接受检查——这时候，连河狸都开始觉得有点儿屈辱了。

文革中后期，曾经在北大、清华这些名校遴选过“笔杆子”组建理论班子，被选中者日后都羞答答地表示，“当时是很不情愿的，很委屈”。后来，中间终于有一个人出来说：起码当时我见过的，包括我在内，都很积极，很热情，很兴奋。

从人的愤懑，到非人的屈辱，再升华到革命的热情，文艺工作者在新中国从事政治作业，往往有这么一种心理历程。马季先生去世以后，即便是当初的仇恨者、攻讦者、腹诽者，面对记者也要摆出一幅浮肿的憔悴面相，心里难免是松了一口气，也都乐于交口称赞马先生的相声说得还是好。即使是那些一般人挠头的政治作业，在那么不懂艺术的纲领下，马季还能把作品创作得很精细、组织表演得不错，是真有些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真难为了他。可以想象，这是一种在方向性、思想性和相声质量上走钢丝的困难工作。

从国家外交策略出发，从微妙国际形势出发，上面儿要求加强对中非友谊的宣传，宣传部门发了文件，要朱明瑛（是不是她？）抹一身鞋油，唱非洲歌曲，要马季写几段相声。其实这个事儿和相声有什么关系？郭德纲最爱用“非洲娘娘”这个词组来代替风马牛。这样的作品一写就是一大批，很多年。然而马季先生是不是有满腔的苦水、有难以伸张的抑郁，很难说，也没见哪位记者问过。我不知道马季先生说《白骨精现形记》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点儿疑虑和恐惧，因为这个风向太迅猛，变化太快，万一再刮回来呢？对待当权者的猥琐和对待失势者的凶残，起码我听的时候是有点儿不寒而栗。再好的艺术家，一搞起政治作业，艺术价值都得打折扣或者压根没有，比方说我从性格、情操、文学上都很尊敬老舍先生，但是他在《茶馆》写作的后半段表现明显比前半段要低，所以我只爱看第一幕，至多是看到第二幕。

 

传统相声的道德准则是江湖准则和世俗准则，不怎么高尚，但是基本上属于自发。“现代”相声所遵循的准则也是世俗准则，但是不是完全自发，我就不知道了。

八十年代，许多相声都抨击过这样一种打扮：长发，大鬓角，花衬衣，牛仔裤或者喇叭裤，极尽挖苦之能事。对其最为深恶痛绝的往往都是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街道干部或者中学教师，据说极端者会弄一把大剪子蹲守在校园门口，抓住一个这样打扮的就上去上边一剪铰掉头发、下边两剪削平裤脚，围观群众欢声雷动，纷纷数落狼狈不堪的不肖子，并且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喇叭裤真有那么大的危害么，这群人对时装的判断为什么具有那么高的权威呢？是什么人给她们的权力和胆量去铰掉别人的头发，以复兴文革的快意呢？

作价值判断是个再容易不过的事儿，且越是无知者所作出的判断越斩钉截铁，对异己者的剪除也越铁腕。低水平的社会道德是以双方人数多寡来决定的，比方说，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异性恋者人数足够多、足够无知，他们就会把同性恋全部抓起来。这种社会道德的蛮横不言而喻，可惜，一些相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很多时候，能听到一段高于普通思维水平的逻辑清楚、观点公允的作品，并不容易。

有一点我很赞赏郭德纲，当年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他能号召“走自己的路，想说谁说谁”。现在，相声演员只要不领政府津贴，也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松的想说谁说谁，想怎么说怎么说，野一点儿别人拿你也没办法，俏皮俏皮春晚并不是死罪。这种状态是一种民间的随便发言，所以郭德纲的相声不仅和政治作业决不一样，和传统相声里的世俗准则也不一样，而是郭德纲个人式的，以他的智识范围、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为经纬。即使没有日后的火爆，当年的茶馆也起码拯救了郭德纲随便发言的权利，单这一点就很让人羡慕。

 

哈哈儿：

并不仅对相声不容易，这种要求对任何艺术，以至文学，恐怕都不容易。逻辑清楚倒也罢了，观点公允一说，恐怕非常难以实现。怎么才能叫公允呢？

抛开社会学问题不谈，但说相声。相声本身应该贴近大众，如果非要追求一个“高于普通思维水平”的境界，恐怕不很现实。况且就相声现状而言，能找到一个不低于思维普通水平的东西，就很难得了。

插播问答题：农民开宝马一说，是高于普通思维水平，还是低于普通思维水平？请拨打热线电话16874748，回答“高于”请按1，回答“低于”请按2。

对于郭德纲的大部分作品，我宁愿把它们看做是一种“展示”，而不带有“评价”。作品中的人物的思维和社会现象，基本上是不加任何评判地列出来立此存照。这么做也许是郭师傅水平不到，也许是他太聪明了，谁知道呢。

 

大宝：

行家着重谈了政治对艺术的戕害，或者说论述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种种。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即政治对于艺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双方面的嘛，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

新中国的成立挽救了相声和相声演员，他们成了党的宣传员，文艺工作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创作演出了大量的作品。应该说有一半的作品是好的或者说比较好的，就像我们在工厂干活一样，有成品有次品，也有废品和精品。但是你要不干哪，就是“没品”，什么“品”都没有。如果相声界像解放前那样，创作呈现的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想干活的干活，不想干活的可以下棋打扑克，那么干活的人必然就少。解放后的相声作品比之解放前要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可能还不止），除去有文化、从业人员多等原因之外，跟历次政治运动跟配合政治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你像宣传交通法规的《夜行记》、《自食其果》；宣传计划生育的《错走了这一步》、《祖爷爷的烦恼》、《九子成灾》等等，粉碎“四人帮”之后相声艺术的空前繁荣，揭批、肃清“余毒”那阵子相声精品迭出，《如此照相》、《假大空》、《临死之前》等可以说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所以说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怎么说哪，说句老话儿吧，有利有弊！

 

蔫西瓜：

马季先生去矣。人死为大，墓志铭上，应该缅怀、褒奖。西瓜收声不语，因为我不爱说人的好话，说坏话，又怕犯众怒。现在贾老师已经不厚道了，我跟着当当从犯，众位量刑时，还望宽大则各。

很多相声演员，喜欢强调：相声表演不是那么简单，需要从小坐科。比如少马爷，就爱强调：谁谁是门里出身，谁谁是门外汉，不是正经干这个的。一般人半路出家，说起相声来，确实差那么点味儿，好比腌菜没腌够时辰，就外面挂点调料味儿。然而总有例外。想当年，戴少甫而立之年下海，照样红遍京津，这就是天才。

二十多岁的业余人士，被刘宝瑞、侯宝林先后发现，大师们主动要求收他为徒——马季也是天才。这种人，对于口头语言的领悟、表达能力强，对幽默的感觉好，学相声那叫一个事半功倍，轻松写意。而且马先生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侯大师要腌制他，他还不愿意，要保留自己天生风味。像马先生这票人，属于天生腌才，简称天才，风味天成，无需长时间腌制。

但是，孙文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马季先生，还是被腌了。被时代大潮腌制了。当其时，腌风猛烈，人人都要接受腌制。被腌制者，如贾先生所描述，“从人的愤懑，到非人的屈辱，再升华到革命的热情，文艺工作者在新中国从事政治作业，往往有这么一种心理历程。”拷贝完行家这段话，我汗毛都竖着。那个潮流，忒非人，忒恐怖。不过，马季先生的心理历程是否如此呢？难讲——当时，他风华正茂。

 

按下马季先生不表，我先迂回，说一说侯宝林。

侯大师是牛人，上过三个月免费教育，到后来，写的文章比新中国绝大多数作家都好。大师天生傲骨。除了满足大师他文艺上天生的喜好，相声让他养家糊口，扬名立万，他爱相声。但相声是下九流，演员被人看低，轻视； 绝大多数演员的节目格调低俗不求上进，大师恨相声演员这个身份，恨相声这个行当整体的下作。新中国一成立，党的要求与侯大师的心意一拍即合。大师积极参与相声的改造，节目净化，玩意儿变成了艺术，欢喜虫儿变成了文艺工作者，侯大师算解了恨，称了愿。不是大师主动迎合党的需要，反倒是党的需要爽翻了侯大师。《美蒋劳军记》等段子，不过是蜜月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相声变成舆论宣传工具，侯大师不爽了以后，他老人家不免三心二意，到最后环境许可他不说相声，他就不再说了——藏着傲骨当了一辈子顺民，累了。

 

迂回到刘宝瑞。

听刘先生的段子，不能不承认，刘先生了解世情。说到乾隆翻脸不认人，要收拾刘罗锅，刘先生道：“就是这么翻脸不认人，就是这么狠”。世情险恶，刘先生的处世之道，在于寻找自己的乐趣。我自得其乐，尔曹风云变幻，换代改朝，与我何干。要求我完成政治作业，我也心不在焉的哼哼几句——听刘先生解放后好些对口相声，应付的很勉强，相反，一说起他自己心爱的段子时，刘先生那个劲头，简直顾不了观众，自己先爽的一塌糊涂。他在自己心中藏了一块桃源。这样人畜无害的艺术家，竟然会不为环境所容许。世情险恶，甚至超过了刘先生的“就是这么翻脸不认人，就是这么狠”的认知。

 

迂回到马三爷。

三爷命苦。幼年丧母，青年丧父，未几，兄长亡故留下待哺的侄儿。二十出头，沦为一家之长。其实三爷很聪明，甚至有些促狭，在一个讲理的社会中，他可以活的很滋润，像刘罗锅一样。刘宝瑞的《君臣斗》，刘罗锅身上，有马三爷的影子。因为乾隆讲理，刘罗锅才能屡屡得意，但现实中，有权有力的人士，都不讲理，于是三爷屡屡吃憋，他没资格希望什么，一家人能活下去就很好了。新中国成立了，宣传的口号，像是要成立一个讲理的社会。不讲理的人士，或者毙了，或者跑了，或者夹起尾巴表示从今往后一定讲理。三爷扬眉吐气。他打心眼里感谢这个新社会。解放后的新段子，马老说的，大都成了经典，三爷能耐大，艺术强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马老百分百配合的姿态，也是一个原因。当然，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社会其实还是不讲理，马老继续吃憋。吃憋吃到最后，对马老不离不弃的是观众。少马爷讲，马老有一种强烈的“报恩”的思想。是报新中国的恩？是报观众的恩？我不知道，虽然我愿意相信是后者。

 

回到马季先生。当时，他风华正茂。

风华正茂的天才马季，当然要大有作为，在广阔天地。留给马季的广阔天地是什么？是剔除糟粕，升华相声么？侯宝林已经做了。是经营自己的艺术趣味桃花源么？格局太小，施展不开拳脚。风华正茂的马季，不能忍耐原地踏步，他要有所作为。他不能理解他师傅们的无所适从或者踌躇不前，甚至三心二意交差应付。那个时候的马季先生，是不是“有满腔的苦水、有难以伸张的抑郁”，我敢肯定的说，没有。他出生在腌菜缸里，成长在政治作业当中，这都是常态，不正常的是他的愤懑和屈辱中的老师们。天才马季当然会顺应时代潮流，顺应人心所向。讴歌新社会，是马季必然的主题，甚至是他的信仰，甚至是全国人民的信仰。

 

马季先生，是有信仰的相声演员。

信仰要求马先生将相声轻骑兵化，工具化，流水线化。以马季的才能，他当然把这项工作完成的很好。但这样的相声，好像被庖丁肢解的牛，又重新堆砌粘合在一起，怎么看都不象活物，艺术什么的，就更谈不上了。甚至马季先生在文革后的作品也常有这个问题！很悲哀的事情。更悲哀的事情，是和马季同时代的相声从业者，并非不想这样搞。他们绝不是出于艺术上的敏感和贞节，才没有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他们是都没有马季庖丁解牛的天份。

然后，有信仰的一代落伍了，新一代相声演员兴起。姜昆先生，是迷茫的相声演员。所谓迷茫，是觉得应该有信仰，但又不知道该信什么。然后是牛群、冯巩，忘记信仰的相声演员。他们压根不打算相信什么，无聊地找着乐儿。再然后是郭德刚，开始轻松地嘲弄信仰。

 

孙文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代又一代人死在沙滩上。

我总觉得，有信仰比没信仰好。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信仰之于艺术，根本就是狮子于绵羊，天敌的关系。马季先生的歌颂系列，正如贾行家老师的评价，属于政治作业，艺术价值都得打折扣或者压根没有。现在有想念马季先生文革时候的作品的，都像是朱元璋回忆珍珠翡翠白玉汤。那些馊豆腐、烂白菜，至少还救了朱元璋一命，马季的文革段子们呢？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马季先生艺术上的成就当，与张寿臣先生比肩。因为政治，马季先生的成就，止于熟练屠户。

哀悼天才马季先生，哀悼马季先生的天才。

答贾行家：“我不知道马季先生说《白骨精现形记》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点儿疑虑和恐惧，因为这个风向太迅猛，变化太快，万一再刮回来呢？对待当权者的猥琐和对待失势者的凶残，起码我听的时候是有点儿不寒而栗。”——客观上，《白骨精现形记》有“对待当权者的猥琐和对待失势者的凶残”， 但当其时，马先生这个段子，是为自己和全国人民解恨的。那时候，由于总总原因，失势者的失势，确实大快人心，当权者的当权，确实也是众望所归。马先生先图个痛快，什么"疑虑和恐惧"都顾不得了。

有一类相声，确实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观众就是爱听。比如枪毙陈小美，比如《洋药方》。我猜老前辈表演《洋药方》时，一定要或明或暗让观众知道，骂的到底是哪个军阀恶棍。艺术上有洁癖的贾老师，可能是听不了这种段子。

 

魔合罗：

我觉得西瓜兄“信仰”那一段实在不妥，徒以辞害意尔。“害”了马季先生的不是政治信仰，而是政治需要。

 

向来痴：

西瓜先生关于艺术与信仰的关系，我持保留态度。未必就是对立的关系，很多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也都是有信仰的，这样的例子应该有很多，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没有对于信仰的追求，我想他创作不出来。另外听说寿老还是天主教徒，不知道是什末时候开始的，也没有人研究过这对寿老的艺术有何种影响。

 

贾行家：

诸君之言，某贾心有戚戚，猩猩相吸。南无净坛使者菩萨呀！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答哈哈儿：“并不仅对相声不容易，这种要求对任何艺术，以至文学，恐怕都不容易。逻辑清楚倒也罢了，观点公允一说，恐怕非常难以实现。怎么才能叫公允呢？”——“公允”真是不好说，王小波有一句名言：“如果让兔子作价值，判断当然是大灰狼坏，母兔子好”。所以我把用词再修订一下：宽容，起码是允许别人作不同的选择。诲淫的搜狐网站又在主页上放了一个“女警官换偶被辞退”的热点信息，您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私生活和工作是两码事了，这就是思想进步。如果谁要是再说一段儿把此类荡妇装入猪笼沉塘的段子卫道，就是不宽容了。这类问题只能从宽容的角度说，如果从公允的角度说，许你公安局长包二奶，不许普通民警换老公，也不和谐社会。须知，主流公德，多少迫害人的兽行以你之名。

同样，我还希望相声演员能够具备常识、思维清晰。一个段子里捧哏的说过一句：“艾滋病？这个病中国没有，外国正经人里也没有。”这样的常识错误不该在大庭广众下犯。张寿臣老先生的一个特点就是思维特别清晰，所以能够证出逻辑混乱者的可笑，同时他的知识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说出来的话让人觉得可信。这本来应该是公众人物的基本素质，谁知道直到今天这样的演员仍然凤毛麟角。

郭德纲的确是评价性、判断性的东西不多，我觉得这样很好，他自己也说，不打算给人上课。但是听一个人讲一件事儿，即使是平铺直叙，也能听出此人的观念和水准来。

 答唧唧歪歪：“方孝孺用十族的人命成全他一个人的名声/你要是说他好/那我很庆幸我不是你亲戚”——我没说他好，我说他“不智”。但是我说他是条“富于血性拒不屈从的好汉”。中国知识分子肯于殉道，即使是愚忠、错误理论，我也很敬仰，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名声”的问题。熊十力死后，有人说“世上从此无真人”，不智的执着也是一种“真”。然而，和这种人的确是不能做亲戚，连当邻居都不行，要不怎么有个孟母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总是和糊涂、愚蠢连在一起，所以真是难说。

 答大宝：“即政治对于艺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双方面的嘛，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所以说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怎么说哪，说句老话儿吧，有利有弊！”——我就是想：过去，写相声之前，都受一些什么因素的影响呢？想起来外界因素，当然有政治任务、自觉地迎合、主动地服从大局需要，对当前社会公德的维护，等等。然后我想，这些看起来很没问题的因素，是不是真很没问题？政治任务真的光荣么？社会公德完全正确么？但是一写下去就歪了，不知道怎么地就对流露出对政治任务的反感来了，其实不应该——这就是不公允，这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

国家对相声的扶持，相声的国家的回报，这都是官面儿的道理，是实情。再讲个歪理，就像黑手党帮助你揍了仇人，日后要你的友谊。更何况收编了从业人员，成为国家干部，宣传大政方针、维护三个代表是本职工作，官办的文学艺术不知道算不算中国特色。有的作家本来很明白，写起来也一套一套的，但是国家不给钱了，立刻上街去要饭，其实还是没从根儿上想明白。所以郭德纲说那些艺术家也没扶持我，我也不用回报谁，谁买票我多给就是了。

 蔫西瓜的一席话，应该单开一贴，首先是因为透彻详细精彩，其次是别当从犯，你一当从犯，我就从贾犯升格为团伙主犯了。

我很喜欢刘宝瑞先生的个性，我觉得他有点儿仙气儿，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遇到过几个，胆儿大、和蔼、聪明、隔路，我都很喜欢。我很敬畏侯宝林先生这样的人，遇上他的专场，我肯定去看，遇到本人，我肯定绕着走，以防他教训我几句。马三立先生，恐怕和他交往一辈子，未必能完全明白他，他也未必愿意你明白他，你可能只能和他做了一辈子街坊，打了一辈子招呼而已。我总觉得，就算是在汉民中间生活了几百年，回民仍然和我们不一样。

就是马季先生，我不知道他的性格我能不能习惯。信仰要求马先生将相声轻骑兵化，工具化，流水线化。更悲哀的事情，是和马季同时代的相声从业者，并非不想这样搞。他们绝不是出于艺术上的敏感和贞节，才没有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他们是都没有马季庖丁解牛的天份。精彩！

《白骨精》这个段子要是我我肯定不说，连听我都不去听，好嘛，回头人家再爬将起来，活得了么？！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马季先生艺术上的成就当，与张寿臣先生比肩。因为政治，马季先生的成就，止于熟练屠户。这话太凶狠了，我跟你可不是共犯。我虽说主张翻墙偷点儿东西，你可是把人家孩子偷出来了。

 

蔫西瓜：

贾扔了块好骨头，我多啃几口哈。

石头里蹦出个郭德纲。这胖子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为所欲为，骂所欲骂。高高在上的领导们面目无光，耳边躁刮，终于受不了了，于是从贵州牵来一头驴。郭胖子一看，这头驴，长耳黑面，隆准阔颐，倒也威风，气焰顿时吓去一半。过了几天，郭胖子潜伏过来，偷窥良久，猛地摸了摸驴臀。驴不胜怒，张嘴大叫，声振山谷：“中宣部！胡主席！他三俗！他三俗！”郭胖子大吃一惊：这驴头通着天哪！逃回家去，战战兢兢，以为天威不测，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有一头撞死在天桥之意。谁知过了一月，天上连雨点都没掉半个。再二、再三调戏那驴，驴嘶鸣依旧，郭平安依旧。于是郭之气焰，更胜从前十倍。终于挑了个良辰吉日，将驴绑票，牵到天桥。郭广邀同道老妖小怪，将驴捆绑之、滴腊之，高吊之，鞭打之，鬼畜之，SM之，杀之剐之，涮之烤之，吃之吞之，消化之，排泄之。后数日，有记者问领导：今有妖王郭胖子，作乱于天桥，无法无天，领导如何处置？领导笑嘻嘻曰：郭，我辈后生也。只要他尊重我的驴，我就支持他。

有人问：领导有眼千里，有耳顺风，怎么竟不知道，他的爱驴，骚肉已经盘做了蚊香状，香魂已经归了离恨天？西瓜答曰：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领导。

 

常有人说，前辈扬弃的糟粕，晚辈不应该再捡起来。

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您觉得是糟粕，他很可能就觉得是宝贝，偏偏要捡起来。您生气、谩骂都可以理解，他不服，偏要跟您抬杠，也可以理解。您要不累，可以跟他抬下去，要累了，可以从此不理他。和谐社会是宽容的社会，和谐社会是允许大家打嘴仗的社会。有人打嘴仗输了，气急败坏，就企图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消灭对方；这才是与和谐社会对着干。

有一种糟粕，就是旧社会艺人互相倾轧的道道，所谓《生意经》，也有人捡起来要发扬光大。

1．调将。挑拨、离间对手的搭档，或者对面场子的台柱子。可以关心对面场子怎样分钱。

2．请神。挑拨、教唆、贿赂领导，或有权有力人士，去封了对方的口，或者场子。

3．降鬼。请道上的弟兄们去捣乱，甚至砸了对面场子。

4．放臭。请小报大报记者，造谣中伤，伤他台缘儿。

5．下毒。找一抽大烟的，收为徒弟。自己不教他能耐，鼓励他找对头，或者对面场子去学艺。久而久之，对手必然染上毒瘾。

这传说中的招数，想不到我竟然见识了四招。幸何如哉！第五招还没有人使将出来，我相信不是他们手下留情，可能现在抽大烟的确实不太好找。

 

魔合罗老师、向来痴老师对我提出了批评。想了想，应该虚心接受。

马季那时候的政治需要，也就是马季的信仰。它活吞了马季的艺术创造力。但信仰，不总是露着獠牙的恶兽。

其实很多艺术起源于宗教活动。中国古代音乐，一半以上是道士、和尚们创造的。外国估计也一样。然后到后来，僵化的狭隘的宗教，往往不愿意容忍有鲜活的创造力的艺术。文艺复兴，正是摆脱宗教了压制。达芬奇跟虔诚可不沾边儿。这厮是个活泼灵动生性好奇的家伙。如果达芬奇是当时的“好”天主教徒，他才画不出那么人性化的《最后的晚餐》。这与马老说《买猴儿》一样，属于勉力为之，实在是能耐太大，居然也成经典。其实达芬奇更乐意画《蒙娜丽莎》。

信仰有两种作用。

第一，信仰使人宽容、善良。这时候信仰不但对艺术创造无害，很可能，还有好处，说不定可以给艺术作品加上点迷离梦幻，或者厚重深沉的色彩。

第二，信仰使人狭隘、愚昧。于是信仰长出了獠牙利爪，撕裂吞吃了艺术。

顺便说一声：我是个基督徒，每周都去教堂的那种。

 

少马爷形容相声这个行业，让人忍俊不禁：“这么多人在一个锅里找饭，竞争是相当的激烈。”

大家吃同一锅饭，不能推推搡搡没有规矩。不然把锅踢翻了，人人都得挨饿。于是行有了行规，就是贾行家老师所说的“传统相声里的世俗准则”。

后来大家地位上升，捧上了公家的铁饭碗。你也有的吃，我也有的吃，但吃什么怎么吃，公家规定。饭碗是人家给的，天经地义。这时候，“传统相声里的世俗准则”，不免要让位于公家的政治标准，你政治作业完成的好，合我的心意，我就给你肉骨头吃，不合我的心意，我让你喝稀粥。

现在世道又变了，相声还是相声，锅却变成两口。有吃公家供养的，有吃百姓布施的。忠祥叔说了，这本来是挺美好的事儿。 但相声演员们很不适应，好像没有了行规，总觉得不对头。吃谁的饭，守谁的规矩，这个道理很浅显。很多人不习惯，觉得自己的规矩才叫规矩,自己锅里的才叫饭，一边吃，一边骂对面不守规矩。您要还饿的眼红，骂骂对面以泄愤懑，我可以理解。可您已经吃饱了，何苦如此？他吃的不是你锅里的饭，为什么要求他遵守你的规矩？这个说，对面锅里不是人饭，全是糟粕。那个更狠，说对面那口锅不是锅，是痰桶。更多的人，是一边眼馋，一边诅咒对面的饭食----这很不聪明。如果企图通吃，两口锅都要霸占，您应该不出声儿，闷着头猛吃----学学冯巩。

 

有人喜欢人工园林，也有人喜欢自然景观。

美国有好些野生国家公园，不加人为的干涉，非常漂亮。最著名的有黄石国家公园。原来这个公园里，有好些鹿，也有一些狼，狼凶残霸道，总去欺负鹿，其状惨不忍睹。于是人来了，主持公道，将狼统统枪毙，大块鹿心，人很欣慰。谁知好景不长，鹿没有狼在屁股后面撵着，优哉游哉，缺乏锻炼，养的膘肥而虚胖，一个个血压上升，中风的中风，瘫痪的瘫痪。到了后来更糟糕，鹿口太多，把草吃光光，结果纷纷饿死。最后人只好又放了一群狼进去，整天追着鹿跑，强迫他们锻炼身体。

现在，有志于从事民间相声事业，与郭德纲一较长短的，不要企图改变郭，让他吃素，更不要动不动呼救，寄希望于领导的子弹。把郭消灭对你对他都不好。生态平衡，不是要搞倒对方，自己跑快些才是正经。或者您更生猛，直接进化成狮子老虎，靠自己的能耐灭了郭德纲。我盼着这一天早日来到。

对观众来说，看惯了人工园林，圈养动物，不喜欢森林中的枯枝败叶，不喜欢岩石上的苔藓，不喜欢草原上的狼粪，很正常。但这些东西消灭不得。

话说得再狠点儿：我认为，有一百个说荤段子、臭段子的，才能出一个侯宝林。消灭了那一百个说荤段子、臭段子的，侯宝林就出不来了。

 

我自认，我是个逻辑混乱的人。但我总能发现有人比我还混还乱。

好比有朋友，一边对郭德纲大加鞭笞，一边说：“谁搭理你呀”。这就是典型的逻辑混乱,您的鞭笞也是“搭理”的一种。

还有的朋友，样样洒洒写了一堆，观点明确，论证严密，到了来了一句：啥也不说了。敢情您前面都是在唱来着？

相声演员的口头表达能力要强，别人说不清楚地事儿，他得言简意赅，说的清楚明白，还要感染观众，按理说，他们逻辑要清楚些，但我也发现，有一大帮演员逻辑混乱。现在马季先生去了，他的名言被大量引用：“我喜欢相声，但不喜欢这里面的人。”这票演员说这句话的时候，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没有一个人想一想，自己的作为，会不会被马季先生喜欢。我要是马季先生，我会从坟墓里探出头来大喝一声：“都TMD的住嘴！老子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群混蛋！”

 

向来痴：

西瓜先生说的对，我举得例子的确不恰当：达芬奇是文艺复兴的先驱、旗手，他对宗教的理解和那帮神棍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文艺复兴本身就是对抗天主教给整个欧洲所带来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

我以前也经常去教堂，查经、唱唱圣歌什末的，我特别喜欢圣歌，尤其是童声合唱的。最近不去了，有时还是读读《圣经》和《荒漠甘泉》。

至于郭德纲的种种争论，我觉得且不论艺术高低，这不是现在能干的事儿，就像您对马季相声的评价一样，棺材是盖了，论还未定，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何况郭某春秋正盛。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仅仅从文艺繁荣的角度，就应对郭持包容态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是瞎说的。随便给别人扣一顶帽子，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像您说的一样，这与共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也是不符的。

 

贾行家：

我一直以为相声是在信仰的水平之下运行的。

还听听资深人士讲中世纪时意大利的上层人士，可以通过神父在天堂里买一块“水草肥美”的好地，出的钱多，地就会越大也越好。——这事儿很正常，天主教生意做的时间长，溜擞，挣钱的点子也多，天国豪宅、赎罪券，得什么卖什么，所以有个玩笑说，教堂是上帝在人间做买卖的地方。蔫先生是基督徒，我就不再诽谤神圣了。

说个心理历程，我为什么不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或者东正教（哈尔滨有很好的条件），因为我舅妈的葬礼——她信新教，葬礼是由教会里的姊妹主持的——很神圣，但是好像和我们没关系，按人家的话说“从家里把她接走”。上帝建立一个天上乐园，然而信他的人才能得救、才能去——不去就不去。我害怕一切利害圈子，虽然出于自身的卑微已经加入了很多要命恶心的圈子，并且也比较的要命和恶心。我估计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办银行卡，不去会员制度的超市的原因。做为一个渺小的人，能够保全的也许只是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人的思想和力量其实是很可笑的）。

中国承不承认一个宗教，主要是看能不能灭得了它。我觉得，一个信仰值不值得尊敬，主要是看它有没有超越人间的伟大智慧和精神，当然我自己应该没有力量分辨这一智慧和精神——但是起码得超过我的辨别水准，比如道教有些东西就太傻了，有的西方教派里的东西也太二了。一个宗教的力量也可以体现在行为上，比如伊斯兰的“殉道”和那些恐怖主义者——我记得听人说过一回：“多么滑稽啊，一边播红色记忆，一边管干同样事儿的人叫恐怖主义”。

蔫说：“第一，信仰使人宽容、善良。这时候信仰不但对艺术创造无害，很可能，还有好处，说不定可以给艺术作品加上点迷离梦幻，或者厚重深沉的色彩。第二，信仰使人狭隘、愚昧。于是信仰长出了獠牙利爪，撕裂吞吃了艺术。 ”——前一种作用好像总是在圣徒身上体现，后一种作用好像总是在信仰内部的领导层体现。教皇听到在巴黎杀死了十几万异端，美的大唱赞美诗，这是什么鸡巴宗教？！他们如今没有制造新的血案，只不过是政治对他们没兴趣了。

相声演员一般不需要信仰，因为相声和信仰的差距太大了。我认为，马季和我们的父辈那个时候也不是信仰一种人类理想，而是典型的迷信，这就像举国都喝了狂泉之水，清醒者想要安生，也得赶紧喝一瓢下去，一个始终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民族并不在乎理智的重要性。

 

热风吹雨：

以前的相声艺人们有没有信仰？我觉得是有的。什么信仰呢？我估计是“天地君亲师”。高的咱不说了，就说排名第五的“师”，别看相声艺人地位地下，仍然有他的师承传统，要拜师，要摆枝，还给自己找个祖师爷东方朔，不管是高攀还是怎么样，都是一种对于传统习俗的信仰。

但是革命来了，砸烂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以一种外来的，强力的新的信仰系统去替换了旧的信仰系统。所以，相声界的师承传统也被打烂了，师父、徒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师徒”，而是“师生”。对于天地，也是“翻天覆地”。毛主席不是号召了嘛，人定胜天，新相声里，《海燕》、《新桃花源记》都是这种人必胜天的乐观主义的体现。君换了人。而且新君和蔼可亲，旧艺人也有了艺术家的头衔，有了文艺工作者的帽子，难怪马三爷跟毛主席握了手，回家要让孩子们都来握握，占占仙气儿。（不过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也值得思量，不可一概而论。就拿我们这儿一人，政协委员，跟胡总也握过手的，大幅照片为证，我们见了他也都跟他握握手，也占占仙气儿呗。人胡总认的我谁呀？！）这种形象、这种新时代的新风对于艺人的感召肯定是巨大的。难怪艺人们，梅兰芳也好，马三爷也好，都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希望加入这个朝气蓬勃的阶级。蔫西瓜说刘宝瑞先生的新作品是敷衍，我觉得倒未必。可能是真心，《飞油壶》啊，《支援新厂》啊，《西行漫记》啊，我觉得都是自愿地去创作，去表演，想表现这个新时代，但可能换了环境，水土不服，原来那套东西没法跟新生活接轨，就跟画惯了传统的中国画怎么去表现“遍地英雄下夕烟”？ 京剧不也要搞现代戏嘛，搞了多少年才结出个果来？而且现代戏之后呢？

侯宝林也好，刘宝瑞也好，马三爷也好，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都已经人到中年了。而且那时的三十多岁兑换成现在我觉得得四十多岁。传统的经验、生活的经验都比现在丰富的多。所以他们对于新社会、新信仰的接纳是表层的，内壳里的东西还是世俗的，江湖的规则。而马季就不同了，蔫西瓜兄说那时，他风华正茂。1949年，马季17岁。这个年代就象一个开放体，对于任何新知识、新信仰都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这个年代的人应该是毫无保留得被这种新的信仰、意识形态所溶解，而马先生又以他的天才和扎实的基本功去歌颂、去描绘这个时代。

意识形态巨大，但说变就变；人渺小，但一个人一旦被一种意识形态所占据，可能转变起来却比意识形态的转变更慢。要不我们老听着要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呼吁号召呢。正所谓“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但当意识形态、信仰已经变成了纯功利的东西，信我者生，政治已经蜕变成了不过是求名求利的阶梯的时候，只有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老人还保留着对于信仰的坚持（可能），而留给后来者的可能更多的是迷茫和困惑。识时务者和幸运者纷纷带上面具，跟这时代跳上一曲，都拿信仰说事儿，但谁都不在拿信仰当一回事儿。

而再后来者则开始反叛、嘲讽、讥弄这僵死、虚伪的信仰，随着整个信仰时代的终结，过去由于过分假模假式的社会终于脱下沉重的冬衣，但又拖得太快，以至于赤身裸体，众声喧哗，我们终于进入了娱乐时代！

 

蔫西瓜：

贾接着扔骨头。俺接着啃。

我老家有一个风俗；新娘过门，盖头揭开后，总要有宾客欣赏点评一番。结婚是好日子，谁也不会说坏话，宾客们一般都是找个优点夸夸，比如盘儿亮、条儿顺，眉毛黑，眼睛大，等等。一日，某新娘出阁，精心打扮，满以为能得写喝彩，谁知盖头揭下，鸦雀无声。等了半晌，一老头子道是“身体健壮”，众人响应曰：“健壮，真健壮！”

我的心情，正与那位新娘一般：绉了两页纸，结果发现，大家只对信仰一段感兴趣。既然落了个“健壮”的考语，我就发挥“健壮”的优势，继续说宗教信仰。

贾但对天主教、新教（基督教）、东正教似乎不太清头。我大概讲一下。三者都来源于犹太教在公元一世纪分出来一个新教派。这个新教派后来分裂，东边的叫东正教，西边的叫天主教。这两派都有教皇，都认为教皇是神的代言人，而且都禁止普通老百姓阅读《圣经》。后来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将《圣经》翻译作各国文字，鼓励老百姓自己阅读，发展出了新教，也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没有人在地上作神的代言人，因为谁都不配。　另一个好的客观效果是，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方法和意志去探求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在群众中丧失掉自我和自由；虽然那些改教的领袖们主观上未必希望如此。比方说，贾老师的亲戚，可以为上天堂信上帝（人家不一定为上天堂,我这是一个比方），我也可以不为上天堂而信上帝，无需担心被烧死或虐杀。我相信，人人都可以直接寻找那终极的真理和意义，带来了美国建国时候的宽容、自由、向善、向上。

相声坛子里说宗教，我觉得怯生生地。希望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谁有心跟我抬杠，咱们约个别的地方抬。

 

传说中，孙猴子与唐僧一行在中亚细亚游荡的时候，遇过很多险情。在回忆录里，唐僧最不愿意提到的，恐怕不是他如何被正太红孩儿四马攒蹄吊在洞里，也不是他怎样被蜘蛛精捆绑在牙床上SM。我猜他最不愿意提到的，应当是他在女儿国子母河怀孕的经历。

我无意探究唐僧的心路历程。我是想引用一句话。霸占了落胎泉水的如意真仙的一句话。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猴子去找如意真仙讨要落胎泉水，好给他师傅打胎。谁知如意仙是红孩儿的亲叔叔，当下不但不给打胎药，还要算算旧账：“（红孩儿）是我之舍侄，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处有信来报我，称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惫懒，将他害了。我这里正没处寻你报仇，你倒来寻我，还要甚么水哩！” 猴子开导这不开眼的叔叔，说：“……如今令侄得了好处，现随着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我等尚且不如，怎么反怪我也？”，意思说，你侄儿这就算行了，当了公务员，捧了铁饭碗，大好事也。

这时候，如意仙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舍侄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

把这道题目往大家面前一摆，谁都愿意选前者。但生活不是这样容易，很多时候，不得不与人为奴，更多的时候，可以不与人为奴，但你未必有为王的能力，也未必有自在的勇气。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考公务员。

我不喜欢郭胖子的嚣张蛮横；我却钦佩他有自在为王的勇气和能力。我希望他永永远远自在为王，就像贾行家的题目，想说谁说谁。

 

有能力和魄力自在为王的，永远是少数——红孩儿占山为王，他自在了，火云洞的小妖们，就要与他为奴；钻头号山的土地山神们，就得与小妖们为奴。更加不走运的，是某些游方的和尚道士，若没有聘请武艺高强的猴子和猪作保镖，就只好贡献出肉身来做了别人的烧烤。

那么我们这些没本事为王的，该怎么办？

答曰：肉身只好与他为奴，但心灵可以保留我的自由。

比如说才子，吴承恩老先生，也曾曲身当小公务员，照样一脑子大闹天宫的创意；再比方说，浑人，阿Q, 肉体被虐，心里照样想着“儿子打老子”。

阿先生可悲，但阿先生精神上并未屈服，其“儿子打老子”，如果再加上点儿智慧，就成了幽默。老年间，老艺人于俊波挨饿的时候阿Q了一把, 结果Q出两个相声小段，一个是侯宝林大师提到过的＂劈材棍儿＂，一个是归到小蘑菇名下的＂牙粉袋儿＂。这就是心灵自由的好处。

幽默是个好品质，姑娘们征婚时总希望男士们幽默，是有道理的。它说明这个人，第一，无法反抗现实的时候，不会犟着脾气硬上，导致家破人亡；第二，智慧，不会被轻易洗脑，接受无公理无正义的现实，为公理和正义。

老杜说“文章憎命达”，我以为“幽默憎权大”。我讨厌有权有力的人士搞什么幽默。这比他们打官腔更让人难受。比如老板开玩笑的时候，我不得不笑，但我笑得很难受。因为我没有不笑的胆量和能力，这让我觉得，我的心灵自由也被侵犯了——我仿佛看见一个流氓恶狠狠地说：老子不但要你的人，还要你的心！

 

自由是好的。但自由之后，往哪里去？

有一种人，比如庄子，让我很羡慕。对他们来说，自由之后，不去刻意选择道路，布朗运动就好了。俺做不到，总觉得要做些什么，要定规某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走看。冥冥之中，有没有终极的不变的真理？我相信是有的，因为“没有终极的不变的真理”这句话在逻辑上不自恰。别人不可能告诉我这个真理，我自己也不可能找到这个真理，但寻找这真理对我有益处，这就是我的信仰。

张中行老先生怀疑了一辈子，据他自己说，终于没能找到信仰，但他终究摸到了些什么，于是写了《顺生论》。张老明明摸到了些什么，为什么偏偏要自称没有找到信仰？我大胆测度，这是因为，他老人家虽有所得，却自觉，所得的朦胧而不完整；但这朦胧离散的得着，张老又自信，是前人所未见、所未道的，如果不写出来，实在可惜。

这种惶恐而又自信的特质，侯宝林、马三立身上也有。绝大多数艺人，按着规矩说了一辈子相声，从来也没想过要这些老规矩是不是必须的。而大师们，却不甘心率由旧章，要寻找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相声。他们在艺术上各有所得，自信是独得之秘，前无古人；然而别位大师的所得，也是神乎其技，为自己所不能知却不能不服。他们朦胧中看见了艺术之神的背影，却不能得窥其面。他们会遗憾吗？很可能。但他们，总不会后悔他们的寻找。

坚守自由后，有的人，又不被自由本身束缚，愿意上某条道路去找找看，去找什么？那终究找不着的信仰。这或许很奢侈，自由我们还没得着呢。

但唯有精神上自由的演员，才能寻找他们的大师之路。答向来痴老师：“西瓜先生對郭某的確夠偏愛的，對他的對手也是極盡撻伐、嘲諷之能事，我倒覺得他們是五十步與百步的關系。”——我自觉我并没有偏爱郭胖子。撻伐、嘲諷的，也只不过是被虐杀的那头驴，也就是“反三俗”这种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