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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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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夫】是一篇伟大故事的标题,于是任何事物都可能是阿莱夫。也叫贾行家。对转载没有态度,各自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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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和蘑菇:汪曾祺词典 续  

2008-07-28 11:31:51|  分类: 言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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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从正面说说对汪曾祺写作的认识。

佛爷:这个词儿出自《十作家批判》,那篇文章有几分道理,集中了对汪的各种负面评价,也击中了几计要害,更主要的,是为了通过把汪拉下来来陈述对8090年代及以后文坛的不满。但这个标题的“佛爷”本身就不好(不仅是过于戏谑,而且在北方民间,这个词儿是指小偷,当然作者未必有此意),写批评作家文章带着这么种态度,就本能地让读者只产生能选择附加感情色彩的赞成和不赞成。

我选择不赞成。

我零星记得,对汪的批评主要在:对传统文化的鼓吹,无积极建设,“士大夫”情怀,对民间疾苦的粉饰和玩赏态度,琐碎、缺乏深刻,面对民族的大困苦、大灾难只写些个小令、小品,应该说罪名和当初搁笔时候的沈从文基本一样。汪这样的人,左霸、右愤都不喜欢,因为他清醒明白,是庄子的门徒,对什么都看在眼里,都说几句,但是却不参与。他自己说:“我本来就不是个具备抗争精神的人么”。

那位批评者说汪曾祺没有写长篇,如果晚生40年,写出来也不过是《废都》这样的货色,这是我绝对不赞同的,这也说明该人未必了解汪。汪曾祺的价值不是他的传统修养,甚至也不全是他的文本贡献,而是一种最单纯的干净精神。这种干净没有张承志的“清洁”那样危险,在目睹了打着理想旗号干下的丑事、血腥事儿之后,我宁肯接近闲适的干净。《废都》可能是对《金瓶梅》的拙劣模仿,汪曾祺即使能够看清、写出那些市井的丑恶,他也决不会写。他主张恬淡单纯的“美”,他决不会写《废都》,即使出来之后比《废都》好很多他也不会写。

文体家:对“文体家”这个称谓的推崇,是在“先锋”之后才达到的鼎盛,似乎比名家、大家都要时髦,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文体家”的意思大概只能相当于匠人。汪曾祺在那个时候自封“文体家”,是带着自嘲的自傲。他深知自己不会成为大家(别人封那是别人的事儿),而满足于做一个文体家。

当时,作家里,汪的炼字、行文、组织乃至音韵,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比得上的又不如他洒脱和平易。单就行文讲,三千字上下的文字功夫,汪要超过老舍、周作人(原来笔误成“树人”,7.31发现,改过了),是顶尖的高手。汪深知,自己将来留下的,也将是一种文体贡献。

现实:相对“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浪漫)现实主义”,汪将自己定义为“抒情现实主义”——这种抒情不是昆德的那种“抒情”,汪喜欢用审美代替思考,用感知代替判断。他的经历和目睹让他对判断和思考丧失了信任,他认为:“人的心是脆的”。

按照他的自述,《羊舍》、《看水》是受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影响,后来他大概对革命的浪漫不怎么感兴趣了。《受戒》是汪最后一次“发轫”,起因是“40年前的一个梦”,老人做少年家乡的梦。之后的写作,他觉得才真正是“自在”。

他怀疑:自己不过写了几十个短篇,能算是作家么?可当时文坛几乎地震一样的反应,又让他觉得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作家就有点儿矫情了。这几十个短篇都是写意的小作品,过分拔高等于在说中国当时的写作界毫无成就可言。但是这似乎不是汪曾祺的责任。

传统和现代:汪自己开列的师承:中文写作是归有光、桐城派,之后是沈从文和废名,他认为阿索林(他那时候译作“阿左林”)和伍尔夫对他也有影响。但是他有意识地把现代的写作方法藏进对传统写作的忠实里。

按照他的理论,中国作家不可能、不应该排除传统的影响,第一,你使用的是中国字,中国字里就隐含着极深沉的传统。第二,外国的“现代”只能适合他们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学不像。汪大概觉得,中文作家抛开传统而模仿舶来的现代,是邯郸学步,既没有来历又没有前途。

中文写作辉煌的时候是在“传统”,而很多人因为“现在”不行,就忙着先把行的时候也否定掉,似乎现在不行都赖过去,“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的混帐文化逻辑,弄得举国上下破伤风。讽刺的是,现在市面上作家的“现代”,并不是有意识的对传统的背弃,而仅仅是膜拜时令翻译体,格非写过一件事儿: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不读村上春树,格非说我为什么要读村上春树,然而他是大学教师,他就去找来读了,读过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班上一半学生作文里的奇怪强调是从哪里来的——当大学老师也挺冤的,要读村上春树。

格非还写过另一件事:系里面一个学生要求转到他的班上,因为他的教授要他读《安娜.卡列尼娜》,格非说你别来了,你到我的班上,我也得让你读《安娜.卡列尼娜》。

谁要是现在还坚持十几年前汪的文艺主张,恐怕只能被人讥笑。中国的文学真是日新月异,《安娜.卡列尼娜》被瞧不起,十几年间写作观点就全部颠覆掉,惊涛骇浪,新千年潮头都是些郭敬明、《狼图腾》、《兄弟》之类的健儿……

语言和构造:汪另一条文学路线只能隐隐的猜测。他说唐诗里晚唐的好,戏剧徐渭的精彩,西厢应该是董西厢,他似乎偏爱杨慎、张岱,等等。他推崇民间的语言智慧,他自幼爱唱,在《说说唱唱》收集玩赏了大量民间语文。对他的这个评价是对的,他对待民间语文,确实是一种“士大夫的”闲情,汪和平民亲近,但是在精神生活上是贵族似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有的人学贯中西其实精神生活还是土鳖,这也是与生俱来的。

汪的文字可以朗读,他虽然不擅长系统小学,对音韵和训诂倒有审美上的独到心得。他强调传统文化的通感,书法、绘画的原理,皆可如文字,小说结构要做到有意为之的随意——这话放在今天也是不成的,大家的脑袋都被各种“构”、各种新潮烧的五迷三道了。如果你觉得汪的结构不合理,你可以找几本画谱看看,在一张白纸上只占一个角落,或者大片的墨彩、水雾,只有小小的几个人影。

人物:汪总结沈的小说观是“贴着人物写”,所以他们对革命文学的主题先行都抱有一种怀疑和否定,他们也对故事感到无所谓,小说里的人物被贴住、立住了,故事的起伏就可以退居其次。

现代文学对人物的否定也曾经存在过主题现行,是哲学、思想界对人类处境的一种判断反射到了文学里。抹煞人物的个性,仅仅突出一种气氛、状态和主题,成为了一种时新的写作。

婉约:汪能鉴赏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的文章,而且也有这种自信的包容力,不能容人的“左霸”这个词儿就是他发明出来的。从上海投军,他希望在自己的文学里加进去一些硬的、铁血的东西,但是没有下文,可能他发现自己就是“婉约”型的文人。

90年代以后,相当多的文化人不仅批评时政,也批评一切他们认为不抵抗、不疾呼的文人。汪曾祺做为过来人,在80年代以后还只写“琐碎”而不沉痛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就是有罪。只是他们忘了,他们所“反抗”的那些人,当年也是这么骂梁实秋、林语堂的,而且从骂演变到了他们所指斥的那些罪行。作家个性是激烈、深思还是温婉,文风是狂暴、坦诚还是内敛,是由个性决定的,只要他不主动地去趋炎附势、出卖自己,就不欠别人什么。汪站不到托尔斯泰的高度,也站不到鲁迅的高度,骂他的人就站到了?我看未必。说句题外话,我看不起走狗和二丑,我也看不起腰里揣着绿卡、坐在空调房里撰写口号说便宜话的人士。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我认为绝对不是不可不读,他不是中国文学和小说历史上绕不过去的人,有人说“二周一胡”在文化史上绕不过去,其实中国的文化史向来是想绕过谁就绕过谁的。所以读汪的原因,仅仅是喜欢,是个性中的、审美上的合拍而已。

从我个人来讲,我第一次读汪是《桥边小说》,那一期好像还有丛维熙的《风泪眼》,当时我上小学,我认为整本厚杂志里只有这薄薄的几页写得好,小孩儿看书不看作者是谁,只记得故事和氛围,那种氛围对我的影响很深。十几年以后,我知道那人叫汪曾祺,就感觉像是某种隔世记忆被唤醒了,所以我是带着很强烈的偏爱在讲述汪曾祺和汪曾祺的写作。

 

         链接:流水与蘑菇:汪曾祺词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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