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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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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夫】是一篇伟大故事的标题,于是任何事物都可能是阿莱夫。也叫贾行家。对转载没有态度,各自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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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精神  

2012-07-25 16:28:54|  分类: 将毋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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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要有个论的样儿——“北京精神”,必也“正名”。

“京字的使用是对政权的态度问题,北京、北平。有西方诗人坚持把伊斯坦布尔称作君士坦丁堡,现代的土耳其满足不了他的迷狂。彼得堡改为列宁格勒,许多俄国遗民还是坚持叫彼得堡,持何种该流放和枪毙的立场昭然(以人名命名城市,除非整座城市是私产,我觉得都有点儿强横,谁爱纪念他在自己家里开辟块灶王爷板儿就好了,斯大林格勒如此、华盛顿市也如此,美国也一定有人不佩服华盛顿)。例外的有南京,不做首都而获准保持这个名字,要算是开明了。帝都的叫法能盛行可能是符合含义丰富的自嘲,比如天子脚下的下水道应该粗一点儿。

什么是“精神”就复杂了,内容明确么?我听说有关定义“主流价值观”自上而下研究了很久,还在深入探讨,艰难之处在于路线共识。北京媒体被要求报道“正能量”,我觉得能判别何谓正何谓负是不容易的,预设大家心里清楚未免太瞧得起人了,俨然已经不是荣辱都需要教的群众了。我能领会的正的一面是,市民们在大雨里救人,是恻隐,派出所长殉职,是职守,似乎也不是一地所专有,把它和地域捆绑起来重点宣扬,像在暗示唯独这里有或这里特别缺。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向灾区捐款,应该也在正能量之列,至于联想到为什么有人收捐而平常无人通下水道就是“负能量”。你看,多微妙。

我感慨的“精神”和报纸总有异趣(我只是天生负能量多却总被上纲,毕竟不是每一个法律系败类都叫吴法天么),比如,网络焦点是应该在落水以后怎么敲开车玻璃,无疑也算一种精神体现(也不是北京独有),即:对合理和不合理的厄运都安之若素,遇到了认倒霉、息事宁人,事前不麻烦领导,事发不指望领导,事后不恶心领导。这种精神,北京过去好像叫“活受”或“活受罪”,大概是抱彻底的悲观,存大忍让地苟活,轮到别人算幸运,轮到自己认命。

韩信的列传里,李左车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将军你八面威风,农民们知道了你要领兵杀过来,都放下了地里的活计,把存的好衣服拿出来穿上,把存的好吃食拿出来吃掉,坐着等死。”(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史记》)这是令人过目不忘的哀痛,司马迁故意把这一幕放进谋士的华丽游说辞里,应该也怀着大愤懑,这种愤懑让写故事的人认他为祖师。那些农夫愚昧么,你又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么?

类似的隐忍乃至被涂炭中作乐也被视作是通达,汪曾祺写在故乡避兵乱、写跑警报,说中国人有一种可贵的“不在乎”的精神。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时,可以跑得妙趣横生,甚至不跑,悠闲地守着炉子煮东西吃——因为跑与不跑和死与不死之间的联系实在不是很必然。我看亲历者笔下做陪都时的重庆,官长们只把陪都当帝都的大有人在,平民也颇闲适。再有就是知识分子回忆牛棚里苦中作乐,知青之于青春无悔。汪曾祺认为这种精神使我们压不垮,但是又怎么知道不是这种精神一再令我们被压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避战乱喜欢去寺庙、教堂或红十字会,除了空间大的原因,心理相信敌军对这些地方有一些敬畏,真的有敬畏么? )

还有的“比如”是,觉得积极维权的人冥顽不灵或动机不纯,逼问是否有阴谋(比如棒喝受了谁的指使,断定拿了汇率是6.3的津贴,殊不知那头的三公支出管得多严啊,买网评员不如随手拍部好莱坞正能量片儿,拐带了你兼挣了你的钱)。再有,喜欢散布谣言、喜欢把猜测当事实说,不仅仅是缺乏常识那么简单,而是根本不在乎它是否真实,甚至就是喜欢捏造,觉得这和辱骂对方的母系血亲一样过瘾——不说别人,我就喜欢,我的借口是我闲着的时候爱编故事,偏爱耸人听闻的说法,要求写故事的人求真等于要求厨子求低糖低碳,其实呢,我就是负能量丰沛而已。

这种“精神”易认命不易认真。意大利的古时候,当人们普遍不那么相信原罪和天国时,就开始恶作剧一样地竞赛放荡和作恶,创作重视行乐的艺术。能想出赎罪券这样的点子的教廷想必也是持黑白猫论的无神主义者。这种放纵或曰“堕落”,其实是一种认真,相信没有报应就及时行乐,相信没有惩罚就尽情犯罪,感知和思考在真诚地指引行动。我们倒觉得这样的人有点儿喻于利——唯彼岸的利是图,我们就向来不把话说死,信没什么,即使真的不信,仍然保持一种克制,刻意不深究为何要如此。我们的行为充满弹性,思维方式颇为诗意。(安乐死、同性恋、限制生育这种对认真的人来说大是大非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就不叫事儿——在别人的身上不叫事儿,轮到自己找熟人。万一躲不过去了,也能保持个好态度。)

所以我不认为如今的拉丁文化是落后于日耳曼文化,以优劣来论是对本质有论断,我觉得主要区别还是处于不同的年纪和心态。当时的拉丁人无疑因为文明程度高而更早地认清了一些真相,日耳曼人的正心诚意是蛮荒质朴所致,在我看来,马丁路德和教廷的对峙,是少壮理想与衰老心态的对峙,各有各的特质。多数人以衰老为耻,其实这是回避不了的,一个文明恐怕除了死就逃不过老,“自新”这个说法我很怀疑。日耳曼的文化至今也还在盛年,易于团结向上,受人诟病的意大利式“劣根”是早早对一些事看得太透太破。我们也一样,宋代就相当衰老,奇迹是居然衰老了这么久,能做到老而不死,大概靠的也是那么种精神。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我觉得不准确,可能是比较者不屑与历史,真正该和日本人比较的是多少辈以前的中国人,日本只要不沉没,国民心态恐怕也会有很像我们的一天。谁比谁老一些或年轻一些,是差异,和荣辱关系不大。

当然也有关系,一样是摔个跟头,年轻人脚脖子崴一下,喷点儿东西,冷敷一下,没事儿了,老年人可能弄坏股骨头从此卧床不起,我承认我们是老年人,我也承认我们股骨头好像是坏了,但是我不敢明说我认为哪次是我们摔的那跤。好在摔都摔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摔了之后问题是中医治还是西医治,德先生赛先生的抗生素还是民族伟大复兴的狗皮膏药。集中力量办大事,偏方治大病。但是大事办得不错之后不幸下水道突然堵了,只好王顾左右而言正能量。在下的人,执着于探讨座位靠枕上的那个铁根儿能不能撬开车玻璃,过滤掉在国际大都市的立交桥下被淹死未免太后现代了。

中医治还是西医治,都行,不少中药里也有西药成分(我认识一位中医大学的非专业课教师,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不信中药,拗不过家属开回去几剂省内名医的秘方,吃着吃着脸大了一圈,可谓中西医结合,病是被治好了还是被刷新了就不知道了)。就像我们爱研究新加坡的执政经验,视作升级版大陆,无产阶级方面没有共同语言不要紧,专政方面有就行。身边有被人管惯了的打算移民去个好地方,我也是都建议去新加坡的。我知道个项目,是组织中层领导去新加坡深度学习一年,一年里,酒贵、自己写PPT、调研要合乘出租车,回来有司机有秘书要重新适应,一年里,有一些明显心得,但是推行起来难,难在《葵花宝典》卷首那八个字,学员们都人情练达,于是继续王顾左右而言正能量。

西药不行,探讨一下中药。中药里孔子像丹参一样体面,他是子的时候我是挺喜欢的,他是教的时候就不喜欢了。孔教也不全是坏东西,所谓“中国人存在了五千年你怎么说中医没用”,但是摔过了那个跟头之后像过了筛子,剩下来的就几乎全是坏东西了。就一代接着一代地深信自己的无力,因此反倒迷信强权强力,大丈夫作诗是“冲天香阵透长安”;就一代接着一代地彼此不说心里话,因为找不到共同的向往和畏惧,因为过于专注私利而崇尚祖先歌颂大一统。如同一所不通下水道挤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带着的是朝气蓬勃逮谁和谁接轨的面具,心里却还在做着行将就木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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